“天使投资亏钱，*府最高承担40%；赚了钱，*府一分不要”。最近，深圳市拿出亿给风投兜底，重新定义了中国*府的经济角色。
当中国人终于站到了顶级科技强国的门槛边上，对风投的重视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说到风投对高科技产业的促进作用，就一定绕不开美国和硅谷。正如中信出版社的新书《风投》开篇所言，“风投基本上是美国的发明”。
作为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创新的中心，硅谷究竟做对了什么，对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府在风投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下面这段书摘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作者指出，在硅谷和更广泛的风投行业的历史上，*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这一作用常常被人忽略。一方面，美国*府用大量的*工订单刺激着前沿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硅谷引以为傲的创业环境、劳动者待遇和移民*策，也离不开*府和法律的保障。
同时，作者提醒道，硅谷绝不是其它国家必须永远尊崇的样板，中国*府不需要复制美国模式也在取得巨大成功。
（本书作者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汤姆·尼古拉斯，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翻译，摘编时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添加）
在年关于修改养老基金投资规则的国会证词中，戴维·摩根泰勒对风投行业及其发展发表了深刻的洞见，他提出风投的发展应该被置于更广阔的经济背景下考虑。他认为，投资机会往往“出现在大学和研究中心周围”，因此，“当我们的国家未能跟进研发活动，特别是未能获得联邦资金支持时，风投家总会感到担忧”。
与摩根泰勒的讲话一脉相承的是，任何对美国风投行业历史的记录，如果不强调硅谷和美国*府在其崛起中所发挥的强大而广泛的作用，都将是不完整的。目前，硅谷拥有美国绝大多数的风投基金，同时是大多数风投行业龙头的所在地。然而，一个半世纪以前，我们现在所知的硅谷地区还是一片橘林、野花和农田，距离仙童半导体公关人员唐·霍夫勒在年《电子新闻》发表的系列文章中称之为“硅谷”的地方还差得很远。
现在俗称的“硅谷”是指旧金山海湾一片横跨五大郡县的区域，其成功的种子在19世纪末就已种下。其与风投相关的扩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三个主要因素的交汇：大学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府*费开支对高科技的推动，还有特殊的文化、法律和自然气候。强大的创新集群的形成创造了对风险资本的需求，以资助尚未成功的人、技术和产品。
“硅谷之父”
为了说明大学对于硅谷的重要作用，我们有必要把时间往回推，详述一下“硅谷之父”、斯坦福大学前副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的贡献。
“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特曼
弗雷德里克·特曼于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利用3年时间从MIT获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年，特曼成为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14年后出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在这些岗位上，他通过将科学与工程相结合，把学术界和当地公司联系在一起，制定了实现学术和实践双丰收的战略。特曼经常被认为是硅谷演变过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特曼在斯坦福大学的行动并非没有自身利益考量。他鼓励企业家参观校园，目的是改善斯坦福大学当时拮据的财务状况。但至关重要的是，他将资金筹集的需求与有效的大学战略相结合。
年，他提出的大学应该拥有授予其研究人员的任何专利获得了大学董事会的同意。这非常重要，因为特曼坚信可以通过提供和分享空间实现大学与工业界的联系。
那一年，拉塞尔·瓦里安和西格德·瓦里安兄弟受邀使用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实验室，在那里他们开始了联合工作，工作成果后来成为雷达技术的基础。一起工作的还有他们的学术伙伴威廉·汉森，他是移民出身的量子物理学家菲利克斯·布洛赫的亲密同事，后者于年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斯坦福大学提供空间和实验室用品并获得专利许可收入，包括著名的速调管真空管专利，该专利用来产生用于机载雷达探测技术的高功率微波。斯坦福大学孵化了20世纪举足轻重的创新，并由此获得了大约万美元（约合今天的万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
20世纪50年代早期，作为强调拉近学术界和私营企业之间物理距离的延续，特曼将大学一部分未开发的土地指定为斯坦福工业园区，主要出租给电子和高科技公司。年，瓦里安兄弟在那里开设了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是第一批入驻的公司之一。惠普公司（特曼是其首批投资者之一）紧随其后。
截至年，超过25家公司入驻这片占地英亩的园区，雇用了1.1万人，最终甚至东海岸的成熟企业，包括通用电气、伊士曼柯达、洛克希德和施乐，都在那里开设了分公司。（在施乐公司的案例中，这里就是被称为PARC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为了使公司更接近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特曼于年启动了荣誉合作计划，该计划允许当地电子公司的工程师直接选修一些研究生课程。到年，32家公司向斯坦福大学输送了超过名员工。
在校外，特曼在附近的门洛帕克进一步扩展了斯坦福与工业企业共享空间的愿景。斯坦福研究所于年在此成立，网罗了大量以“可能与大学的传统角色不完全兼容”的方式追求“实用科学”和“协助西海岸企业”的教师。
在后特曼时代，大学领导人们继续发展了这种斯坦福大学和工业界相联系的强大而宝贵的传统。例如，在年，斯坦福说服了肖克利半导体的工程师开设一个新的集成电路实验室，并帮助学校将新技术融入技术课程。几年后，斯坦福大学扩大了“斯坦福工业附属计划”，该计划允许公司只交纳少量费用，就可以使用学术实验室、接触学生和教师、参加研究会议，以及进行特殊招聘活动。
对于这项联合附属计划中涌现的新发明，大学于年建立了许可办公室，帮助新产品商业化。即便是规模最小的科技公司也能够在讨论和改进技术想法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从年开始，斯坦福大学开始在大学的直线加速器中心举办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该俱乐部是初出茅庐的发明家和企业家的聚集场所，成员包括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芬·沃兹尼亚克，他们想要展示他们最新的技术发明并分享他们的想法。
风投家强调了这种日益增长的区域优势的重要性，因为“尽管MIT和哈佛大学成就卓越，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波士顿在科技创业中心的竞争中已经输给了硅谷的半导体专家们”。回首这种地理转变的原因和后果，著名风投家阿瑟·洛克提出过一个理论：“所有精力充沛的科学家都在斯坦福大学周围成长起来了。在我看来，虽然存在些特例，但这主要归功于弗雷德里克·特曼。他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他鼓励学生，特别是博士和博士后学生，组建公司并继续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当时，这在任何其他学校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显然没有发生在MIT、哈佛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或任何一个优秀的工程院校。MIT的人如果创办公司就会被解雇。”
战争，战争
虽然大学的积极影响帮助硅谷成为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中心，但对其专业产品需求的一个巨大而意外的冲击，使得其进一步的扩张和创新成为可能。由于美国*队在二战和朝鲜战争期间的推动，该地区的电子公司名扬全美，强化了早期的优势。
一战期间，联邦电讯公司就为美国海*创造了浦耳生电弧长波无线电，这种产品迅速成为“一战期间海*的宠儿”。联邦电讯的分拆机构美格福斯为美国海*战列舰制造了公共广播系统，还为飞艇生产了抗噪麦克风。
年6月—年9月，联邦*府参与规模急剧增加，加州获得了亿美元的战时供应合同，以及超过25亿美元的针对*事和工业设施的投资。在这次被《旧金山纪事报》称为“第二次淘金热”的过程中，加州在总支出方面仅落后于纽约和密歇根。
加州由于各种原因获得了大量资金，其中包括在与战时需求相关的技术领域的擅长。*事采购的微波管是湾区的技术专长之一，采购量从年的几百万美元飙升至年的1.13亿美元。*事采购的急剧增加使得加州的优质*事合同份额从年的13%增加到年的26%，在*事合同总支出方面一跃超过之前排名第一的纽约。—年，武装部队对晶体管的采购从万美元增加到万美元，国防部很快成为这类产品的最大消费者。
事实上，直到年，美国*队消费了湾区公司生产的所有集成电路的一半以上。鉴于*方是早期采用者，它对签约公司施加了严格的技术标准，还通过资助学习曲线使生产成本下降到合理区间。*事需求是消费市场扩张的重要前提。例如，—年，集成电路的单价从31.60美元下降到2.33美元。
尽管有*事承包的保障，但湾区公司仍然为提高生产力而共同努力。年，联邦电讯的工程师设计了一种新型真空管生产技术，
将产量从35%提高到95%以上。这使得公司的产量得以扩大，收入从每月4.7万美元增长到每月超过60万美元。—年，惠普重组了其电子测量设备和接收器产品线，将产值从3.7万美元增加到万美元，增加了26倍，同时雇员从9人增加到人，增加了10倍。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在—年将速调管的销量提高了倍，而员工规模只增加了4倍。这使得瓦里安成为美国最大的微波管制造商，超越了通用电气、雷神和美国无线电公司。
联邦资金的增加伴随着人力资本的涌入。年7月—年7月，整个加州净流入了.7万人。随着企业扩大规模以满足*事生产需求，到年，高科技领域的就业人数增加到多人。仅在圣马特奥和圣克拉拉这两个县，电子元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不到0人增加到了1万人。这使得圣何塞成为美国高技能工人密度最高的城区。30随着一批最优秀的创新者来到湾区工作，他们吸引了更多的高技能移民涌入。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从小在帕洛阿尔托长大，他曾在纽约和新泽西州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曾是晶体管发明团队的一员，之后他回到湾区照顾自己的母亲。年（也就是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年），肖克利在加州山景城成立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目的是将新技术商业化。
硅谷“摩西”肖克利和他的半导体实验室
当*事承包开始缩减时，湾区企业活动的持久力开始彰显。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减少了在高科技设备上的*费开支。例如，美国国防部购买的微波管总价从年的1.46亿美元下降到年的1.15亿美元。利润丰厚的成本加成合同（支付生产费用以及保证固定费用的合同）曾帮助建立了当地制造业的基础，但这类合同在所有合同中的占比在—年从35%降至15%。作为该地区创新能力的证明，现有公司通过改变其产品线迅速适应新的现实。艾特尔麦卡洛公司于年从定制无线电设备制造商海因茨—考夫曼分拆出来，开发了一套电网管生产线，旨在改进调频收音机。
利顿工程实验室于年由查尔斯·利顿（他拥有两个斯坦福大学工程学位：年取得机械工程学位，年取得电气工程学位）成立，实验室改造了其微波管部门用以生产微波炉。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开始生产科学和医疗仪器，以至于该公司在短短8年内对*方的销售额占比从90%下降到40%。
湾区的这种公司内部资源重置代表了一种其他地方缺少的适应性水平。波士顿的号公路是数字设备公司等重要公司的所在地，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调整。现有企业转移产品线的速度较慢。例如，雷神公司是东海岸最依赖*方的公司之一，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仍然将其产量的55%以上出售给*方。年以后的创业浪潮也没有像在湾区那样横扫号公路。—年，加州北部新建了40多家半导体公司，而马萨诸塞州只有5家新企业。
加之现有公司的惰性，20世纪70年代早期号公路的高科技行业失去了超过3万个工作机会。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号公路的技术衰退异常严重，以至于就业和产出开始向西移动。风险资本被吸引到高科技机会最多的地区也就不是偶然了。
民主和福利
如果大学和*事投资是创业机会激增的有形贡献者，那么硅谷文化的影响就更加无形。文化很难界定，但它表现在很多方面，吸引了特定类型的人，这些人认同，而且也帮助建立了与东海岸不同的商业风气。
安娜李·萨克瑟尼安认为，“该地区的文化鼓励风险并接受失败”，并且“没有任何年龄、地位或社会阶层的界限可以阻止人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实用型大学，连同起伏的山丘、普照的阳光和温和的气候吸引着对技术感兴趣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寒冷的冬天和东海岸更有条理的秩序不感兴趣。
在向国会提供的关于如何培养“美国创业和创新氛围”的证词中，英特尔公司的罗伯特·诺伊斯强调了硅谷的地理优势。“是什么吸引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他问道，“首先是世界上最宜人的气候之一。这里有好的天气和至少在当时没有被破坏的地形。”英特尔的员工可以在其位于山景城的公司的果园里采摘梨子。
硅谷还吸引了那些想要在技术知识前沿工作，却偏好更灵活、层级更少的组织的人。一些最早的例子包括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短波无线电爱好者在新生的湾区电子产业中建立了一种友好、协作和开放的文化。类似圣克拉拉县无线电俱乐部的组织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成立，它们不